何伟佳:平台条件下界定相关产品市场,是起点,也是难点

01 三个问题

从“蚂蚁事件”到“头腾大战”,反垄断成为全民话题,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在中央层面,“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成为各会议反复强调、各部门工作计划的重点。在地方层面,各地积极开展执法工作,发布合规指南,创新监管系统。这其中,2月7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出台的《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影响最为广泛,对数字经济领域中的反垄断问题做出了针对性的规范,有力地回应了民众关切的问题。 继续阅读“何伟佳:平台条件下界定相关产品市场,是起点,也是难点”

黄博文:数据的法律属性

要说2020年互联网法律领域的重大案件。“头腾大战”绝对是其中之一。一头是中国社交软件的龙头老大,手握庞大的用户基数和丰富的数据资源;另一端则是大数据领域的新锐,努力进行用户数据的“圈地运动”。案子的核心焦点在于,微信的好友关系的数据权属到底是应该归平台方还是归用户。前者意味着微信方面可以限制对微信数据的爬取来维护自己的竞争地位;而后者意味着用户可以授权抖音等其他平台使用自己的个人数据。由此,关于数据权属的讨论持续升温。 继续阅读“黄博文:数据的法律属性”

和伟杰:审慎而为的“失信联合惩戒措施”

王瑞雪在《公法视野下的联合惩戒措施》一文中,探讨了信用联合惩戒措施所创设的新型评价体系、合作机制和法律责任,并分别从实践层面、理论定型和法律控制三个层面展开分析与讨论。值得一提的是,在法律控制层面,作者在“信用”、“联合”和“奖惩措施”三部分都较为中肯的给出了对于现行制度下的思考和建议,体现出审慎和谦抑的态度。 继续阅读“和伟杰:审慎而为的“失信联合惩戒措施””

胡旭东:网络经济下不正当竞争的裁判天平

互联网在拉近万物距离的同时也拉近了互联网企业之间的竞争,传统竞争中由自然地理的阻隔带来的竞争区域的分割也不复存在,赢者通吃成为企业间竞争的新常态。竞争的日趋激烈带来大量不正当竞争或恶意竞争问题,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虽然针对互联网行业制定了专门条款加以规制,但面对现实中纷繁多样的竞争新形式却还是捉襟见肘,很多情形下只得适用反法第二条的原则性条款进行处理。原则性条款灵活性强适用范围广的特点的赋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由此案件处理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个人对于案件事实和涉及的法律条款的理解,各种“第一案”如“模拟器第一案”的出现对同类案件做出借鉴的榜样的同时不免有法官造法之嫌。因此现阶段对于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案件来说司法裁判的思路方式把握至关重要,不同出发点以及裁判路径可能带来截然不同的裁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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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婕:医疗数据究竟属于谁?

进入大数据时代,学界对个人信息、数据的关注一直居高不下。作为21世纪“石油”的数据,其中蕴含了巨大的价值等待发掘。正因如此,数据权益冲突不断升级,一部分学者试图界定数据的权属,定分止争;还有一部分学者主张搁置数据权属的争议,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试图描绘一套数据利用的准则[1]继续阅读“张婕:医疗数据究竟属于谁?”

余娇:法院调取通话记录的宪法归属

一、文章内容概述

近年来,法院为取证到电信公司调取当事人的通话记录,电信公司以《电信条例》第65条[1]为依据予以拒绝而被法院处以罚款,引发了许多争议。对此,学界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众多学者发表论文以表达自己的观点。杜强强教授在2019年第12期的《法学》上发表了《法院调取通话记录不属于宪法上的通信检查》一文,认为通话记录不属于《宪法》第40条[2]的保护范围,得出法院依据诉讼法的规定调取通话记录,与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无涉,符合宪法的规定。 继续阅读“余娇:法院调取通话记录的宪法归属”

密文轩:回归“故里”的网络法

时下有许多新的法律议题,涉及人工智能、互联网、区块链等不同的新兴技术领域,而法学界的通常努力便是新辕套老马,通过“刑法+人工智能”、“民法+区块链”、“行政法+互联网”等传统的规范性研究进路去解释新现象与解决新问题。[1]这些新技术的出现不同于以往的简单发明,他们虽然也有不同的外在技术表现形式,但是其核心都是信息技术赋予的高度链接的虚拟数字网络,使人们的生活产生一种根本性的革新。对此,胡凌在《网络法中的“网络”》一文中重新回到了作为动态架构的网络,点明了这一网络背后的建设动力,同时也揭露了当下对于新生利益的法律保护。当然,该文并未对任何具体的现实互联网法律问题给出直接的解答,不过,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性理论结合本质化的网络分析仍然提供了一个更具解释力的视角。[2]因此,本文讲沿袭这一思路,回到网络法的“故里”——网络本身,尝试去分析网络的特质、背后形成的动因以及更合适的规制方式。 继续阅读“密文轩:回归“故里”的网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