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钟文:运用信托机制实现对数据主体权利的

 

随着电商的普及和人工智能的发展,网络平台上的个人隐私数据愈加易于泄露及滥用,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被迫公开个人信息给用户带来了不安,因而加固隐私数据保护体系变得刻不容缓。冯果和薛亦飒的《从“权利规范模式”走向“行为控制模式”的数据信托》一文正是在传统数据保护路径外,剖析数据主体与数据控制人之间的权利关系,引入了运用信托机制治理数据这一新的个人数据权利保护模式,并且论证了该模式在我国法律体系中落实的合理性。 继续阅读“许钟文:运用信托机制实现对数据主体权利的”

余娇:法院调取通话记录的宪法归属

一、文章内容概述

近年来,法院为取证到电信公司调取当事人的通话记录,电信公司以《电信条例》第65条[1]为依据予以拒绝而被法院处以罚款,引发了许多争议。对此,学界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众多学者发表论文以表达自己的观点。杜强强教授在2019年第12期的《法学》上发表了《法院调取通话记录不属于宪法上的通信检查》一文,认为通话记录不属于《宪法》第40条[2]的保护范围,得出法院依据诉讼法的规定调取通话记录,与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无涉,符合宪法的规定。 继续阅读“余娇:法院调取通话记录的宪法归属”

冯象:鲁迅肖像权问题

周海婴先生为父亲肖像权打官司,屡见传媒报道。学界亦有评论,大都围绕死者有无肖像权一个问题。这大概是因为案中被告(即被指以营利为目的擅自制作/销售鲁迅头像金卡、金邮票之类者)曾试图以此否定周先生的诉讼主体资格(诉权)的缘故。对于周先生的实体权利主张,即鲁迅肖像权中的财产利益的性质内容、法理依据等,却探讨不多。 继续阅读“冯象:鲁迅肖像权问题”

戴昕:数据隐私问题的维度扩展与议题转换:法律经济学视角

当代语境中,“数据隐私问题”(data privacy problems)可宽泛指称由公共和商业机构运用信息数据技术收集、存储、传输、分析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的实践而引发的各类政治、经济、法律乃至伦理问题。[1]近年来,中国法学界对数据隐私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而常见的研究和探讨集中在如何规范表述、论证个人信息的法律权利性质、并进而在立法上建构“个人信息权”这一教义学议题之上。[2]2017年《民法总则》通过时,在第111条中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但并未如之前学界和实务界期待的那样,给出“个人信息权”这一明确说法,[3]一锤定音地完成对这种区别于传统民事隐私权的新型法律权利的建构。虽然一时“受挫”,但由于立法确权被各界视为应对中国互联网经济发展催生的日益严峻的数据隐私问题的关键,因此可以预见,个人权利建构作为一项学术和制度课题,在私法(如民法)和公法(如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两条战线上,都将是法律人持续着力的重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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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林:不想烧的书

书总是读不完的。读书的速度,也永远赶不上买书。所谓“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我家里的书架,添置过两回,还是捉襟见肘,日渐饱和。所以一些用不着的书,就不得不忍痛割爱了。否则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仅书与人在争夺空间,旧书与新书之间也有一场持久战要打。但处理旧书并非易事。许多书都是多年前立志要读,结果一直辜负到现在;还有一些虽是“旧书”,塑封都没拆过。面对它们,不免愧疚,抛弃更是不忍。况且如今的书虽然贵,却不值钱,白送不见得有人要,作废纸也卖不掉几个钱。所以我很想把《堂吉诃德》中的神父和理发师请来,任他们决断,把没用的书都给一把火烧了。这两位师傅,怪罪骑士小说蛊惑人心,把堂吉诃德用好几亩良田换来的藏书烧了个精光——只剩下几本判了缓刑。我是真希望他们能过来帮忙,但在2018年读过的书中,有几本希望他们手下留情: 继续阅读“岳林:不想烧的书”

利求同:隐私的未来

“秘密是撒谎,分享是关怀,隐私是偷窃。”

这是美国科幻作家埃格斯(Dave Eggers)对未来的大胆想象。他的小说《圆圈》(The Circle)拍了电影,这句话是影片里面同名超级公司的训言,同公司建筑的极简主义风格一起,接受“吸科技”的瘾君子朝拜。那里,我们习以为常的道德规范被颠倒了,做成新的信条:藏着隐私是严重的人格缺陷,上缴个人信息等于实现人生自由,光大“分享主义”美德;而保护隐私就视同盗窃,要受新人类的唾弃,并交给新法律制裁。 继续阅读“利求同:隐私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