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文轩:数据爬取的争议焦点

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数据的丰盈,新型的互联网公司就像石油公司一样,逐渐成了一般人在生活中难以离弃的对象。而这些公司赖以生存的根基正是被人称作数字经济时代“石油”的个人数据。对用户个人数据的利用、保护、爬取等行为便成了各巨头公司经营的一大重头。企业之间关于数据的争议一般是源于一方对另一方的数据爬取行为的合法性与否;而就目前国内的相关判例不难看出,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较多情况下会以保护市场自由竞争秩序进而保障消费者权益为由,判定数据爬取方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赔偿数据被爬取方的相关损失。 继续阅读“密文轩:数据爬取的争议焦点”

王厚涵:探访《法律篇》——初声

这篇文章是一群法学本科生、研究生们与他们的一位老师组成的柏拉图读书小组的共同作品。他们在此前每周聚集在一起,共同阅读了柏拉图的《法律篇》的第一卷“立法宗旨与立法者”以及第二卷“教育与艺术”。这篇文章既是对前十次阅读和讨论的总结,也是本读书小组的初次发声。笔者试图以不同的主题将《法律篇》前两卷的内容串联起来,寻找其中的逻辑联系。 继续阅读“王厚涵:探访《法律篇》——初声”

密文轩:从“知乎盐值”谈网络社区评分机制对消费者权益的影响

 

 问题的提出

获益于大数据时代的信息丰盈,算法的精确度与效率快速提升,因而得到了广泛的运用。2018年6月,著名问答平台知乎推出了一款新的网络社区治理机制——“知乎盐值”,有别于陈旧落后的管理员治理和智能性不足的机器删帖,“算法之治”恰成了其最大的特色,似乎将在网络社区治理领域大有所为。那么,“知乎盐值”到底是什么?又如何运作?简单来说,“知乎盐值”表现出的是一个0~1000的数值,其实际上是类似于“芝麻信用”的简易征信机制:通过对用户行为评分,赋予用户可以从事相应社区活动的权利。 继续阅读“密文轩:从“知乎盐值”谈网络社区评分机制对消费者权益的影响”

冯象:邓析堂对话——与斯特、成凡、柏峰谈法学如何重新出发

李斯特:冯老师,昨晚您的讲座《要当心假先知》,谈到接班人的问题。我想,我们今晚要讨论的法学如何重新出发这个题目,应该跟接班人也有关系。这个接班人,肯定不只是说领导人,含义要广得多吧。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尤其是在当下,接班人的问题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冯象:是这样的,斯特,接班人问题,我在《法学的历史批判》里提了一句,称之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一大历史教训(见《北大法律评论》13:2, 2012)。如何反思,总结经验,开辟新路,我以为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也是当前一切进步思想的艰巨探索的总背景。体制内,新世纪的病症,则没那么复杂。主要是干部的选拔培养跟组织官僚化了,搞出一堆死杠杠,像年龄、学历、秘书渠道、政绩指标等等,很多问题都是由此而来的。例如高校,怎么会走上这条邪道的?做老师的,不要求他好好教书育人,成天评估甚至国际评审他的论文发表、申请课题、学科基地、排行榜名次什么的。难道主事者不知道,这些花招损害学术糟践人才不算,引发了多少腐败,国家的经费也就是老百姓的钱,都打水漂了?当然不是。他只是在应付干部考核罢了。为官一任,必须出政绩,才能升迁。于是把压力转嫁到老师们身上,玩起了核心期刊、英文发表、影响因子的游戏。打着世界一流的幌子,其实是官僚制度的流弊。 继续阅读“冯象:邓析堂对话——与斯特、成凡、柏峰谈法学如何重新出发”

冯象:腐败会不会成为权利

George Frederic Watts. hope

提出这个问题,不是耸人听闻。腐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商标。好些年了,每次社会调查都说,老百姓最关心、反对的事,就是腐败。下岗也关心,但那是害怕多于反对,领域也没那么广。性质不同。再过二十年,如果腐败仍旧大盘高企,牛市不衰,会不会成为从业者的一项权利?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不光法律工作者要考虑(比方说经济犯罪案子养活了多少律师、会计,还有其他的人?),大家都应当考虑。先说权利。 继续阅读“冯象:腐败会不会成为权利”

戴昕:重新发现社会规范:中国网络法的一个理论视角

引言: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①]

根据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明确部署,[②]中国网络法(cyberlaw)[③]的制度建构进程近年来持续提速,不但确立了以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为核心的统一领导体制,[④]完成了《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等重要高位阶立法,[⑤]而且加强了在内容管理、知识产权保护、消费者保护、反不正当竞争以及互联网金融等各领域中的监管和执法。[⑥]

在宏观意义上,全面推进互联网法治建设的目标,可理解为使法律——广义上包含各类国家正式制度——覆盖网络空间的全部(即没有“法外之地”),以此实现良善(如“清朗”)的互联网秩序和治理。而这一思路所呼应的,则是官方、学界和民间长期以来用“法治/制不健全” [⑦]解释网络空间中各类争议性问题或“乱象”的归因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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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特:坏声明与好法治——社会主义中国文艺法律政策中的权利书写

事实与问题

2017年12月28日,西城区法院依法开始对被执行人中央芭蕾舞团(下称中芭)强制执行,扣划其款项138763元。[1]仿佛早早在等着这一刻,猛然间,就如在他们的舞剧中一样,中芭掷下了愤怒的声明,猝不及防地把这起《红色娘子军》(下称《红》)著作权纠纷案[2]引向高潮。2018年1月2日下午,中芭在微博发布声明,直指“渎职法官”、“枉法判决”,判决书“是在掌掴中国法律和中国司法”,中芭“已沦为司法冤民,将被逼步入上访大军”![3] 继续阅读“李斯特:坏声明与好法治——社会主义中国文艺法律政策中的权利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