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昕:重新发现社会规范:中国网络法的一个理论视角

引言: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①]

根据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明确部署,[②]中国网络法(cyberlaw)[③]的制度建构进程近年来持续提速,不但确立了以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为核心的统一领导体制,[④]完成了《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等重要高位阶立法,[⑤]而且加强了在内容管理、知识产权保护、消费者保护、反不正当竞争以及互联网金融等各领域中的监管和执法。[⑥]

在宏观意义上,全面推进互联网法治建设的目标,可理解为使法律——广义上包含各类国家正式制度——覆盖网络空间的全部(即没有“法外之地”),以此实现良善(如“清朗”)的互联网秩序和治理。而这一思路所呼应的,则是官方、学界和民间长期以来用“法治/制不健全” [⑦]解释网络空间中各类争议性问题或“乱象”的归因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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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特:坏声明与好法治——社会主义中国文艺法律政策中的权利书写

事实与问题

2017年12月28日,西城区法院依法开始对被执行人中央芭蕾舞团(下称中芭)强制执行,扣划其款项138763元。[1]仿佛早早在等着这一刻,猛然间,就如在他们的舞剧中一样,中芭掷下了愤怒的声明,猝不及防地把这起《红色娘子军》(下称《红》)著作权纠纷案[2]引向高潮。2018年1月2日下午,中芭在微博发布声明,直指“渎职法官”、“枉法判决”,判决书“是在掌掴中国法律和中国司法”,中芭“已沦为司法冤民,将被逼步入上访大军”![3] 继续阅读“李斯特:坏声明与好法治——社会主义中国文艺法律政策中的权利书写”

胡凌:从开放资源到基础服务:平台监管的新视角

互联网平台的兴起

大众媒体常用一些词以期反映信息资本主义的时代特征,如“大数据时代”“分享经济时代”“人工智能时代”。[1]这些词或多或少体现数字经济的某些侧面,但往往忽视了推动这些要素背后的力量,即那些汇集众人之力产生大量交易和相关数据,通过智能算法进行分析,使生产/交易更加自动化和高效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不断演进生成的“平台”。就互联网法律而言,一个主要议题是用户在线行为规则,晚近的趋势则是平台企业逐渐成为重要的市场主体,甚至是主导数字经济不可或缺的主体,相关法律规则和研究也在不断增加。[2]然而,“平台”又是一个多少被滥用甚至误用的术语,它有时和信息技术、分享经济联系起来,在不同意义上使用,尽管在互联网产生之前这一概念或代表的初级经济形态就已经出现;[3]有时又特指像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这样提供商业和社会生活“基础设施”的巨头公司。 继续阅读“胡凌:从开放资源到基础服务:平台监管的新视角”

冯象:知识产权或孔雀尾巴——与S君谈

——冯老师,读了您的文章《知识产权的终结》,我有几点困惑,能否聊聊?您扯开去谈也行。现在好像不仅仅中国,世界各地甚至欧美发达国家,盗版和山寨产品都大行其道。这方面的报道和评论很多,一般认为是知识产权及相关法律不健全造成的,您同意吗? 

恐怕不能这么说。如果知识产权法还叫不健全,世上恐怕没有健全的法律了。因为各国的知识产权立法都是美国推动,拿国际条约和双边/多边协定做框架,背后则是主导全球贸易的美国法标准;至少在主要贸易伙伴之间,法律规范、学理解释甚而条款用语的同质化程度,已经相当高了。

所以出了问题,业内人士都怪执法,还怪一个叫体制的东西。 继续阅读“冯象:知识产权或孔雀尾巴——与S君谈”

戴昕:数据隐私问题的维度扩展与议题转换:法律经济学视角

当代语境中,“数据隐私问题”(data privacy problems)可宽泛指称由公共和商业机构运用信息数据技术收集、存储、传输、分析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的实践而引发的各类政治、经济、法律乃至伦理问题。[1]近年来,中国法学界对数据隐私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而常见的研究和探讨集中在如何规范表述、论证个人信息的法律权利性质、并进而在立法上建构“个人信息权”这一教义学议题之上。[2]2017年《民法总则》通过时,在第111条中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但并未如之前学界和实务界期待的那样,给出“个人信息权”这一明确说法,[3]一锤定音地完成对这种区别于传统民事隐私权的新型法律权利的建构。虽然一时“受挫”,但由于立法确权被各界视为应对中国互联网经济发展催生的日益严峻的数据隐私问题的关键,因此可以预见,个人权利建构作为一项学术和制度课题,在私法(如民法)和公法(如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两条战线上,都将是法律人持续着力的重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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