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伟杰:审慎而为的“失信联合惩戒措施”

王瑞雪在《公法视野下的联合惩戒措施》一文中,探讨了信用联合惩戒措施所创设的新型评价体系、合作机制和法律责任,并分别从实践层面、理论定型和法律控制三个层面展开分析与讨论。值得一提的是,在法律控制层面,作者在“信用”、“联合”和“奖惩措施”三部分都较为中肯的给出了对于现行制度下的思考和建议,体现出审慎和谦抑的态度。 继续阅读“和伟杰:审慎而为的“失信联合惩戒措施””

胡旭东:网络经济下不正当竞争的裁判天平

互联网在拉近万物距离的同时也拉近了互联网企业之间的竞争,传统竞争中由自然地理的阻隔带来的竞争区域的分割也不复存在,赢者通吃成为企业间竞争的新常态。竞争的日趋激烈带来大量不正当竞争或恶意竞争问题,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虽然针对互联网行业制定了专门条款加以规制,但面对现实中纷繁多样的竞争新形式却还是捉襟见肘,很多情形下只得适用反法第二条的原则性条款进行处理。原则性条款灵活性强适用范围广的特点的赋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由此案件处理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个人对于案件事实和涉及的法律条款的理解,各种“第一案”如“模拟器第一案”的出现对同类案件做出借鉴的榜样的同时不免有法官造法之嫌。因此现阶段对于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案件来说司法裁判的思路方式把握至关重要,不同出发点以及裁判路径可能带来截然不同的裁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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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婕:医疗数据究竟属于谁?

进入大数据时代,学界对个人信息、数据的关注一直居高不下。作为21世纪“石油”的数据,其中蕴含了巨大的价值等待发掘。正因如此,数据权益冲突不断升级,一部分学者试图界定数据的权属,定分止争;还有一部分学者主张搁置数据权属的争议,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试图描绘一套数据利用的准则[1]继续阅读“张婕:医疗数据究竟属于谁?”

蔡荣森:“通知删除”规则的再审视

众所周知,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日新月异、数据爆炸的信息时代。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海量的各种数据化信息由此被不停地生产、收集、储存、使用甚至转让。与此同时,各种网络侵权纠纷也正以不同形式呈现于大众眼前。对大部分具备基本常识的普通人而言,当其发觉自身遭受网络侵权的不利益时,往往不会直接起诉相关网络用户,而倾向于将矛头直接指向网络服务提供者[1],即各类平台。这样的思维方式其实是合乎情理的,合乎一般人的朴素价值观和利益取向。一来,将责任归咎于平台有利于最终利益实现,毕竟偌大的一个知名平台总是具备公信力和硬实力,不至于赢了官司却无法得到物质赔偿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二来,一般人总是具备天生的程序法上的敏感,若直接起诉疑似侵权的网络用户,其举证成本也将无限放大,任何超出预期的诉讼成本都是其不愿承担的。但对于互联网服务提供者而言并非如此,在网络技术发展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赛博空间里的侵权纠纷也如雨后春笋。依据《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精神,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超出其过错的责任显然不符合法理(此种侵权更不可能符合无过错责任的成立要件)对于提供不同类型网络服务的经营者应当结合其服务特点要求其承担不同程度的法律义务。因此,结合现实发展需要厘清各类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才能真正实现权利人维权和网络服务业正常发展的利益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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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娇:法院调取通话记录的宪法归属

一、文章内容概述

近年来,法院为取证到电信公司调取当事人的通话记录,电信公司以《电信条例》第65条[1]为依据予以拒绝而被法院处以罚款,引发了许多争议。对此,学界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众多学者发表论文以表达自己的观点。杜强强教授在2019年第12期的《法学》上发表了《法院调取通话记录不属于宪法上的通信检查》一文,认为通话记录不属于《宪法》第40条[2]的保护范围,得出法院依据诉讼法的规定调取通话记录,与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无涉,符合宪法的规定。 继续阅读“余娇:法院调取通话记录的宪法归属”

密文轩:回归“故里”的网络法

时下有许多新的法律议题,涉及人工智能、互联网、区块链等不同的新兴技术领域,而法学界的通常努力便是新辕套老马,通过“刑法+人工智能”、“民法+区块链”、“行政法+互联网”等传统的规范性研究进路去解释新现象与解决新问题。[1]这些新技术的出现不同于以往的简单发明,他们虽然也有不同的外在技术表现形式,但是其核心都是信息技术赋予的高度链接的虚拟数字网络,使人们的生活产生一种根本性的革新。对此,胡凌在《网络法中的“网络”》一文中重新回到了作为动态架构的网络,点明了这一网络背后的建设动力,同时也揭露了当下对于新生利益的法律保护。当然,该文并未对任何具体的现实互联网法律问题给出直接的解答,不过,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性理论结合本质化的网络分析仍然提供了一个更具解释力的视角。[2]因此,本文讲沿袭这一思路,回到网络法的“故里”——网络本身,尝试去分析网络的特质、背后形成的动因以及更合适的规制方式。 继续阅读“密文轩:回归“故里”的网络法”

密文轩:作为公共品的信息

戴昕于《“防疫国家”的信息治理:实践及其理念》(后简称为《防疫国家》)一文中同样在讨论一个新冠疫情时期的热门话题:如何看待一些国家或地区政府在发生疫情的这种特殊情况下,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健康码等强制性的行政手段从而开展疫情防治的公共治理行为。作者在文中主要借助了国家层面防控疫情的公共治理需求与后疫情阶段私主体之间的交易需求的这二重视角展开论述,再结合了对于部分国家和地区所展现的“自愿不自觉”、“最少不够用”的“自由”现状分析,点出了此种个人信息(本文信息与数据不做概念上的区分)默认获取行为的正当性所在。 继续阅读“密文轩:作为公共品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