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凌:什么是基于公益的创新政策?【回应利求同】

利求同老师的文章试图揭示一个更大的主题:公共利益和社会创新的关系。她以打车软件和保险大数据分析的例子说明,某些创新并不一定对社会全体成员有利,可能出现不公平,甚至对社会整体利益不利。打车软件的例子甚至可以上升到一个更一般的层面:技术带来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它描述了很多创新只是有利于社会部分成员,由于基础设施的缺失和学习能力的下降,另一部分成员只能捆绑在陈旧的技术设施上,无法享受新技术带来的便利。不只是打车软件,电脑甚至是智能手机对于老年人来说可能都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因此当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转移到网络平台上去的时候,就意味着一部分社会成员可能被抛弃。考虑到创新的不断增加,这一公共政策难题只能通过技术市场的扩散逐渐缓解。 继续阅读“胡凌:什么是基于公益的创新政策?【回应利求同】”

戴昕:老人打不到车是市场创新的过错吗?【回应利求同】

由于在金融危机后的大环境里短暂地做过几年律师实务,我对“市场”、“竞争”和“创新”之类的概念,其实已不像工作之前念书时那样充满信心了——陋见所及,即使按理最应体现市场优势的商事、金融交易,在真实世界中也充斥着无效率和不理性,更不消说那些源自贪婪的许多近乎闹剧般的交易成本和外部性了。这要再细说,当然还得另写论文。但之所以提起,是因为读了利求同老师的文章,我却又忍不住要操起芝加哥式的调子:老人小孩打不到车,真的是市场、竞争和创新的罪过吗? 继续阅读“戴昕:老人打不到车是市场创新的过错吗?【回应利求同】”

利求同:当世界穿上创新的“红舞鞋”

创新,在今天的语境,通常是指新思想新方法应用于实践,影响了社会发展或市场竞争(参见弗兰克留,页49)。一般说来,市场上的创新容易发生在产品、服务和技术的边缘交叉地带,如开发微信打破了手机市场巨头间的“均衡”。因此,对于创新,新的交叉关系,尤其是现有知识体系的边缘地带的探索、开发和利用,就成了关键。 继续阅读“利求同:当世界穿上创新的“红舞鞋””

戴昕:新闻监管的自然延伸【回应胡凌】

胡凌和岳林都提到《暂行规定》可能没有足够准确地把握其想要规制的对象——“即时通信工具”。但像方兴东这样的业内人士说得比较明白,引起监管者关注的并非普通用户使用最多的“即时通讯”功能,而是利用这一平台进行的具有公共性的“新闻”传播行为。我倾向于认为《暂行规定》在基本层面上无非是国家新闻管理体制的自然延伸——胡凌本家说得对,《暂行规定》是“将PC互联网上的管理招数全面移植到移动互联网上”,但如果更完整的话,其实它是把新闻媒体监管的一般逻辑——准入审查加内容/行为审查——从传统媒体扩展到新媒体的一个当然步骤。 继续阅读“戴昕:新闻监管的自然延伸【回应胡凌】”

岳林:法律人怎么看,以及看见了什么?【回应胡凌】

我很赞同戴昕用圆形监狱(Panopticon,他译为“怕闹得慌”)来比拟互联网。 在网络世界,我们知道的事情虽多,但这远远不及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更不幸的是,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换言之,我们每个人所身处的那点网络,不过 是整个网络世界里一个格子间罢了,甚至你可以把它视为一个黑牢。就像《基督山伯爵》里的法利亚神甫,虽然对囚牢里的每一寸沙土都了若指掌,但是从未真正洞 悉整个监狱的结构。 继续阅读“岳林:法律人怎么看,以及看见了什么?【回应胡凌】”

胡凌:辨析“微信十条”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日前发布的《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 (以下简称《暂行规定》)主要有两个关键词:即时通信工具和公众信息服务。尽管是暂行规定,但从立法意图来看应尽可能使规制对象扩展至更多的实体和行为, 尤其是在互联网创新不断出现的情况下。因此,我较为关注法律是否抓住了规制对象的核心特征,以及这类规制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 继续阅读“胡凌:辨析“微信十条””

塞博谈:为什么“无网不在枷锁之中”?

这个站点(lawincyber.com)呈现的是几个年轻法律学人有关互联网法律问题的学习、思考和对话。
人们常爱宣扬互联网“生而自由”,但当互联网超出技术乌托邦主义者的小圈子、进入广泛人群的公共和私人生活后,它就变得和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肉身世界中的社会网络一样,处于无所不在的“枷锁”之中:技术、规范、竞争、法律,这些制约因素既影响着网络空间的结构,也提供了建构网络空间的可能。因此,相比于空谈自由,我们认为更有意义的工作是认真细致地研究和理解这些无往不在的结构制约与建构工具。 继续阅读“塞博谈:为什么“无网不在枷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