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力:法律与科技问题的法理学重构

 

理性地研究法律,当前的主宰者或许还是“白纸黑字”的研究者,但未来属于统计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者。

——霍姆斯

 

法理学问题的界定

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在我国得到迅速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随着科技的发展,有关规制科技发展、推广的法律也日益增多。

198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法学基础理论》(新编本)教科书第一次将“法律与科学技术”纳入法理学的视野,这表明我国法理学研究者视野的扩大和对当代中国现实的关切。此后,在诸多法理学教材中,“法律与科技”问题一直是法理学的构成部分。与此同时,有关科技的法律也已成为法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但是,如果认真考察我国目前对于法律与科技这一问题的法理学讨论,我们会发现这种讨论还很不深入。 继续阅读“苏力:法律与科技问题的法理学重构”

李晟:通过算法的治理——人工智能语境下的法律转型

 

一、引言

不经意间,人类正在经历着逐渐加速的发展曲线而不断接触未来,人工智能的科学研究,从何为意识、何为智能这样的基础性问题推进到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机器对自然语言的理解与交流等更具有操作性的应用性问题,从而使“人工智能”从一个神秘的科幻式的概念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大众媒体与街谈巷议中的高频词汇。为了在这场科技变革的新浪潮中占得先机,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商业化组织,也都积极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与应用。[1]而与科技的飞速发展同步,随着人工智能的普遍推广应用,与方方面面的社会生活形成接触与互动,法学研究也突然发现前方别有洞天,面对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人工智能与法律的相关研究,作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在短时间内可谓形成了爆发式的增长。[2] 继续阅读“李晟:通过算法的治理——人工智能语境下的法律转型”

岳林:当机器学会生殖——重读《埃里汪奇游记》

 

1859年,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那年,英国小伙萨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 1835-1902)登上远洋帆船背井离乡,跑到新西兰当起了绵羊育种员。而达尔文这部巨著,是他用来消磨时光的业余读物。巴特勒出身书香门第,又曾负笈剑桥,对繁殖绵羊之外的一些事务也颇感兴趣。四年后他写了篇危言耸听的文章,预言机器也能进化,并将超越和统治人类,因此建议人们趁早“砸烂所有机器”。[1]1872年,巴特勒出版小说《埃里汪奇游记》,进一步勾勒了他的未来机器图景,触及许多今天仍被热议的人工智能话题。在第24章,借书中人物之口,这位绵羊生殖专家谈到了机器生殖 继续阅读“岳林:当机器学会生殖——重读《埃里汪奇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