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琼:信息时代表达自由理论之革新

表达自由作为一种表达个人观点与态度的自由,是当下社会生活中自由价值最为典型的体现。社交媒体的涌现为普通人提供了便捷的表达渠道,同时其所表达的观点也会产生较纸媒时代辐射更广的影响力。前段时间Twitter等社交平台联合封杀特朗普的行动再次将言论自由问题推上了风口浪尖。长久以来,学界对于表达自由以及相关延伸话题展开了不少讨论,学者们在不同的研究维度间辗转,试图拼贴出最为完整的表达自由图景。

黄韬在《信息中心主义的表达自由》一文中主张用信息概念代替表达或言论的概念,以信息为中心重构表达自由理论与制度。基于信息中心主义的表达自由理论,知情权成为表达自由的核心内容,对信息资源的平衡和分配是表达自由的基础。这篇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他提出了一个表达自由理论发展的新路径,补充论证了以知情权改造表达自由的合理性,从而使得表达自由理论能够适应信息时代的表达特征。

01 信息时代表达自由的新样态

从时间上看,有关表达自由的讨论最早见于西方世界,在宪法诞生之前的古希腊时期就可以找到表达自由的踪迹。从文化背景上看,西方文化的历史源头与基督教等宗教文明密不可分,宗教文明间接塑造着表达自由的文化基础。从空间上看,美国是研究表达自由不可绕过的一个重要坐标。鉴于美国在表达自由的相关理论和实践上拥有较为丰富的经验,许多学者就以美国的表达自由问题为起点展开研究。此类研究包括但不限于美国表达自由理论的历史沿革,现有法律制度对美国社会表达自由实践的影响,表达自由的边界问题。通过对美国经验的梳理和分析,学者们认为可以为我国的表达自由理论发展与制度构建提供借鉴。当然,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以及具体国情的不同,照搬照抄美国经验的做法并不可取。

互联网浪潮在洗刷世界经济的同时也为传统表达自由理论带来巨大冲击。“街头发言者”式的表达自由模型强调对公权力限制言论的约束,政治言论居于言论保护的中心。然而这一表达自由的经典框架已经难以适应网络时代的表达场景。首先,表达媒介从线下转向线上,全球市场上的Twitter、Facebook以及国内的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成为人们发表观点意见最常用的平台。其次,随着表达媒介的转变,表达模式也产生了变化。表达场景愈发复杂,多对多的发言模式成为常态,发言者同时也是听众,匿名发言越来越多,人工智能也可能参与表达。同时,通讯及时性的加强使得人们的表达积极性提高,表达速度的提升以及平台影响力的扩张使得承载具体表达内容的信息在数量上呈指数级增长。

尽管现有的诸多研究都已经意识到表达自由在互联网背景下所呈现出的复杂性和流动性特征,但探讨表达自由理论的角度依旧是因循传统理论框架。这点可以从一些学者对表达自由边界问题的讨论中看出,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博弈仍是主线,互联网平台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但实际上平台对用户言论的规制力并不亚于政府。除此之外,对表达自由的研究着眼点仍停留在静态的表达,发言者说的权利更受重视,而听众则沦为表达场景中的配角,更不用提表达的其他参与者了。听众地位的唤醒往往出现在对知情权的讨论中,然而大家所探讨的知情权概念十分广泛且复杂,包括但不限于消费者保护法中消费者的知情权以及个人信息保护中常提到的数据主体知情权。倘若将这些不同内容的知情权全部纳入表达自由的范畴,那么表达自由的概念就会被不合理地扩大。

02 解构表达,重塑表达

表达自由并非一个新鲜的话题,黄韬在《信息中心主义的表达自由》一文中提出的信息自由主义则是一大创新,为网络时代表达自由理论与制度的变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基于对真实发言模式的细致观察以及对网络时代交流的流动性和动态性的捕捉,他指出表达自由理论和制度的变革需要改变传统的发言者—听众—国家的三重结构,同时要认识到该项权利的复杂性与脆弱性。在这两项认识的基础上,他认为应当以信息中心主义来重构表达自由。信息是贯穿表达过程的关键要素,早在网络时代来临之前,信息便是沟通的前置条件,信息的获取是交流的前提。网络时代信息流动性显著增强,信息总量呈爆炸式增长。可以说是信息构建起了表达的基础,如若人们无法自由、平等地获取信息,那么表达自由就无从谈起。因此,表达自由理论与制度的构建有必要引入知情权。知情权是一项更加直接、实用的权利,也更加具有可执行性,进而可以为表达自由的保障提供现实的请求基础。通过对表达过程的解构而提炼出的信息要素或许就是指引网络时代表达自由理论变革的风向标。

黄韬所提出的以信息中心主义来重构表达自由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将信息而非言论或表达作为核心概念,二是以信息自由,即知情权,来重塑表达自由。在论证为何要将信息作为表达自由的核心概念时,他首先对比了信息与言论/表达的区别。信息可以同时指代表达过程、客体和原料,既可以是输出,也可以是输入,其概念范畴远比专注于表达过程的表达或言论要宽泛。接着,他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使用信息这一概念的优势。一来,信息是表达的原材料,信息的概念包括了非言论非沟通的信息。使用信息这一更为包容的概念能够使非言论非沟通信息的价值得到关注。二来,信息的概念更加贴合网络时代交流的流动性和动态性特征。试图在动态的交流过程中区分出表达的信息与非表达的信息往往是徒劳的,正如信息的生命周期是流动的、连续的,很难在不同阶段之间划出清晰的界线。至于第三个方面的优势则是信息作为资源的重要性得以凸显。信息如若得不到平等的分配,表达自由的基础便不复存在。最后,作者提出了系统论的思考角度,主张从信息周期和言论系统的角度分析表达自由问题,以全局观指导有关理论及制度的构建。在言论系统中,既非发言者也非听众的第三人同样会与言论的管制产生利益关系。无论是在制度设计还是个案裁判当中,都应当考虑到所有表达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合理分配权利义务关系。

信息中心主义的第二个层面要求将表达自由重构为信息自由,即知情权。知情权的价值基础与表达自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都是与信息有关的权利。尽管已有学者提出利用知情权改造言论自由的设想,但尚未能给出完整的理论架构。对此,黄韬结合互联网及人工智能的发展为言论自由领域带来的新挑战,分析了以信息自由重塑言论自由的理论根基以及实践意义。正如作者在对比信息与表达/言论概念区别时提到的,信息的获取是表达的前置条件,没有知情,表达活动就难以完成,表达自由更是无从实现。言论自由所依托的主要规范价值有三,即探求真理、民主参与和自我实现,而这三项规范价值的实现均以知情为基础。在传统言论自由的理论架构中,听众的利益往往被忽视。而信息自由则同时服务于发言者和听众的利益。听众可以直接主张知情权,发言者的表达权也可以通过其潜在听众的知情权获得相应保护。此外,以知情权改造言论自由可以强化该项权利保护的积极属性。

03 信息自由的实践意义

梳理完以信息自由重塑表达自由的理论架构后,可以通过分析该理论在现实问题上的适用性来验证其实践意义。黄韬从言论自由依托的三大规范价值出发,假设在谈求真理和民主参与这两种价值的实现过程中出现发言者不愿主张权利或发言者与听众权利发生冲突等场合,那么赋予听众直接的知情请求权便有了必要。从而可以看出,经知情权改造的言论自由具有比传统言论自由更大的保护范围和保护强度。此外,信息自由理论破解了传统理论中的主体资格问题,表达的内容,即信息,代替表达的主体成为判断表达是否受保护的关键。黄韬在文中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机器人的表达,如搜索引擎排名、新闻推送、自动生成的广告等是否应受言论自由保护的问题。从知情权的角度看,只要此类言论是他人知情的对象,就可以受到言论自由的保护。同时,信息自由为商业言论和专业言论的保护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不同类型的信息对听众的利害关系影响不尽相同,因此监管力度及制度设计应当有所区别。最后是制衡平台私权力的作用。政府有关部门倘若放任社交平台进行自我管理,极有可能导致网络环境中充斥着损害私权利的不良言论。但如若施加给平台的审查压力过大,则会间接损害平台用户的言论自由。因此一方面平台应当受到政府的合理规制,另一方面信息自由理论通过提高知情权的效力位阶来为个体权利赋能。

04 总结

《信息中心主义的表达自由》一文主张从信息自由角度重塑表达自由,以知情权改造表达自由,试图提供一种表达自由理论及制度变革的新思路,以解决网络时代与言论自由有关的新问题。尽管表达自由或者言论自由并非新鲜话题,但文章中提出的理论改造角度是具有创新性的,有助于应对表达自由在网络时代呈现出的新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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