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伟杰:审慎而为的“失信联合惩戒措施”

王瑞雪在《公法视野下的联合惩戒措施》一文中,探讨了信用联合惩戒措施所创设的新型评价体系、合作机制和法律责任,并分别从实践层面、理论定型和法律控制三个层面展开分析与讨论。值得一提的是,在法律控制层面,作者在“信用”、“联合”和“奖惩措施”三部分都较为中肯的给出了对于现行制度下的思考和建议,体现出审慎和谦抑的态度。

近十年来,随着国家对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视,国家和地方层面都对于建立健全多部门参与的信用联合惩戒措施进行了探索,各个层面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尤其是信用联合惩戒机制都在不断推进,并出现新的动态。与之相关的,学界也对于相关的动态保持了高度的关注,呈现出了不同的观点和思考。但这些文章大多都关注于实然的层面,或是以各个地方的信用联合惩戒现状为目标,进行分析论述;或是关注于在国家政策的号召下,如何推进部门合作的联合惩戒措施,为其提供解决方案。虽然也有部分文章关注到部门联合和奖惩措施可能存在的问题和越界的影响,但总体上来讲,这也并不是大部分文章关注的重点,只能成为其完善文章写作逻辑的一环。因此,我认为相较而言,在现今大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背景下,《公法视野下的联合惩戒措施》一文更具阅读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选题层面来讲。《公法视野下的联合惩戒措施》一文虽然也讨论的热点话题联合惩戒措施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但此文关注的不只有实然的层面还包括应然的讨论。通过与其他类似主题文章的比较,其主要包含以下几类:一类是以地方的信用体系建设为例,讨论在国家推动信用体系建设的国家背景下,地方出台了哪些措施与方针,并讨论其存在的问题并在嘴中提出解决方案,其讨论逻辑依然是现状是什么、问题是什么、怎么解决问题;另一类则是讨论如何统筹推进和完善联合惩戒措施,部分文章也主张借鉴其他国家曾经采取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方法,但其讨论依然停留在实然层面。本文虽然也聚焦同一话题,但是写作角度与其他文章相比更为完善,不仅包括实然层面的讨论,也有应然层面的分析和建议。文章整体分为“信用”、“联合”和“奖惩措施”三部分,而每一部分的讨论逻辑都是实践层面的分析,这是实然层面;其次是理论定性,是在实践层面分析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新的分类和定性;最后是法律控制层面,其实是作者自身观点的集中体现,在这个环节可以看到作者对于联合惩戒措施的思考和观点,也是本文可阅读性最高的一部分。以“部门联合”为例,有很多文章中提到了应该大力推进“部门联合”,同时用几句话带过对于“部门联合”的思考。但在本文中,作者对与“部门联合”的思考,是应该回到“各司其职”的本质,采取审慎的态度,这更多的体现了作者在应然层面的思考。

其次,从作者的行文逻辑上来看,本文的阅读是十分顺畅的。不同于传统的教义学的研究方法,从问题描述到研究再到解决建议的写作逻辑。作者围绕“信用”、“联合”和“奖惩措施”分别展开研究,在每一部分内部又采用相同的逻辑,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建议三个层面。例如,在“信用”这一部分中,实践层面是:“记录-评价-刻画肖像”,这也是符合现实中信用评价的操作逻辑;在制度定位层面,作者认为“信用评价”是基于合法性评价的二次评价,主要包括肯定性评价和否定性评价,从而构成了新的评价体系;最后,在法律控制层面,作者表达了自己对“信用评价”的几点思考:首先应区分免于记录的事项,尊重其“不被联网的权利”;其次信用评价标准的制定也要采取慎重的态度,以及完善程序性要求。因而,文章的阅读是非常顺畅的,也能够较为直接的接收到作者的观点和想法。三个部分的内容也并非孤立的,而是不断递进的表达,彼此之间相互连接,层层递进。

最后,我认为本文最值得推荐的是作者在每一个部分的法律控制的表达,这里体现的是作者自我的思考和想法,也使得文章有了“正+反”的内容表达,既有事实层面的分析,也有作者批判性观点的体现,体现出了作者在制度安排应然层面的思考,因而相较其他文章相比阅读性更强。这也使得文章整体显得非常完整,从逻辑上来讲也更加容易被理解和接纳。在“信用评价”部分的法律控制中,作者主张要界定出免于记录的事项,并且审慎的确定评价的标准;在“部门联合”部分,作者认为部门合作应当回到“各司其职”的本质下,对于纯粹的加强惩戒性合作要慎重而为;在“奖惩措施“的部分,作者认为奖惩措施首先应当受到实体法的约束,并且对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做法,作者也认为其不是最优解,而应当予以摒弃。单从这一点来讲,作者的观点与较多数的观点都是相左的,所谓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其实在很多文章中的表达中便是“红黑名单”中的“黑名单”。对于设定“黑名单”的做法,在很多文章中对此都持肯定的意见和态度,尽管有作者也承认设定“黑名单”存在合法性和有效性的争议,但也都认为其是在现在的背景下提高行政效率和一定程度上保护权益,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老大难”问题的较为有效的方式。而在作者看来,设定“失信联合惩戒对象”是一种“一揽子”的解决方法,一定程度上是政府管理效能不足的体现,并不有利于增进社会整体福利的实现。而在此基础之上,作者也并没有仅仅否定了现在的做法,而是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作者认为,首先是信用工具来放松事前规制,采用信用承诺和信用报告制度的方法,只有对违反承诺或者信用报告反映出问题的个体采取措施,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事后审查的体现;其次通过信用工具优化行政检查,可以根据相对人的既往表现来确定检查的内容和频次;最后,通过信用工具实现执法体系的精细化,通过采纳首次不罚、限期整改免于处罚、信用教育、约谈、警示等一系列措施实现执法的精细化。作者所提出来的建议是对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摒弃一刀切的实施方法,实现更加合理合法的规制和约束。诚然,由于现在政府执行能力的差异巨大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设定“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相较作者提出的更精细化的操作方式而言,更加的现实和具有可操作性,但从学术探讨的角度来讲,一个更加合法合理的解决方案才能够更好发挥其作用,更好的指导将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实践。

总的来说,伴随着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实践,相关的研究也随之不断增多,在政府“大张旗鼓”的改革和实践中,学界应该对这一进程保持关注并表达出有意义的观点。因此,在我看来,对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实践和操作不能一味的持支持的态度,而应以审慎的态度和观点对其进行分析。例如,在部分文献中,对于设置“黑名单”的做法简单的持肯定的态度,认为其可以让各部门在联合惩戒机制中尝到“甜头”,而对于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合法性以及从而产生的“黑名单”准入准出机制不完善、黑名单管理不善、标准不统一等问题置之不谈。而作者则在本文中充分的体现了自己对于信用体系建设尤其是“联合惩戒措施”审慎的态度,从实然层面中,作者充分分析了现在信用体系联合惩戒措施的现实状况,并从法律上对其定性分析;而在应然层面,作者集中的展现了自己对于信息搜集、部门联合、设置“奖惩措施”的观点和想法,并能在否定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这对于社会信用体系未来的建设也是具有帮助意义的。能够更加客观辩证的看待现实问题,而不是一味的给予肯定或者提出不痛不痒的建议,才是社会科学研究能够更好的指导现实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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