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林:不想烧的书

书总是读不完的。读书的速度,也永远赶不上买书。所谓“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我家里的书架,添置过两回,还是捉襟见肘,日渐饱和。所以一些用不着的书,就不得不忍痛割爱了。否则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仅书与人在争夺空间,旧书与新书之间也有一场持久战要打。但处理旧书并非易事。许多书都是多年前立志要读,结果一直辜负到现在;还有一些虽是“旧书”,塑封都没拆过。面对它们,不免愧疚,抛弃更是不忍。况且如今的书虽然贵,却不值钱,白送不见得有人要,作废纸也卖不掉几个钱。所以我很想把《堂吉诃德》中的神父和理发师请来,任他们决断,把没用的书都给一把火烧了。这两位师傅,怪罪骑士小说蛊惑人心,把堂吉诃德用好几亩良田换来的藏书烧了个精光——只剩下几本判了缓刑。我是真希望他们能过来帮忙,但在2018年读过的书中,有几本希望他们手下留情:

1.李零:《我们的中国》

我给法学院新生开一门课,法理学。《我们的中国》是参考书之一。这是受苏力《大国宪制》的启发,希望能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让同学们更好地理解历史上的中国何以构成(constitute)。国家构成即宪制(constitution),是最根本的法律问题。法理学这门课,经常被定性为法学院本科生的入门课,只需介绍一般法律概念,为将来部门法学习打基础。但我觉得,法理学还是要讲讲理论;许多基础性的法律概念,例如法律行为、权利义务等等,由部门法特别是民法课堂来讲更合适。法学院新生需要的,是一个整体的法律视角,能用思辨和制度的眼光来观察、分析法律现象。无论是形而上的法哲学,还是形而下的法社会学,法理学的课堂上都应该介绍一些;不用讲得很多很深,但要提供思路,供有兴趣的同学按图索骥,自己去摸索。

而且法理的“理”,可以来自法律之外。历史地理学作为一种方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展开,恰好能帮助我们理解法律制度的人文物质条件,以及形成与演变的原因。例如第一编《茫茫禹迹:中国的两次大一统》,图文并茂,用看得见的方式,从山川河流、温度降水、动物植被、生产方式、民族分布等多个角度,讲解为什么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大国,为什么先后出现过西周封建制和秦汉郡县制两次大一统。这比让学生直接去背诵抽象的教条要有效、管用得多。

李零的文章好看,没有学院派知识分子常有的匠气。这套书也做得漂亮,典雅精致。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贵。

2.唐晓峰:《给孩子的历史地理》

历史地理学的入门书,最适合非专业读者的,或许就是这本。韩茂莉的《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也很好,但更适合科班学生。

给小孩看的书,最要紧的不是简单,而是乐趣。历史地理这门学科的乐趣,被唐晓峰尽写于纸上。例如为什么中国古代城市多是方的,西方古代城市则多是圆的;为什么行政区划的设置,既要照顾“山川形便”,也要考虑“犬牙交错”;为什么北方的村庄离河流较远,南方则可以把房子盖在水边,打开窗口就能看见自己的倒影;为什么北方的桥,如卢沟桥,又长又直,而南方则多高弧度的拱桥?为什么北京城有一条中轴线,从永定门起始,穿越紫禁城,正好经过太和殿的龙椅?老北京常说的“燕京八景”又是哪八景?……诸如此类。唐晓峰善于讲故事,但他更是一名严谨的学者。看似轻松的话题,牵带出的却是复杂的制度性问题。所以这本书虽然“给孩子看”,大人也能得到不少启发。

话说回来,真正的“入门课”或者“基础课”,也是一定要给学生看到乐趣的。这是柏拉图早在《法律篇》中就讲过的教育原理(643c)。如果教科书满是教条,枯燥乏味,且蛮横不讲道理,那么就像卡夫卡《法律门前》的那个守卫,并不是真的要引领人入门,反倒是要把人拒之门外。

3.尼克:《人工智能简史》

这也是一本入门读物。但与同类作品相比,又有些与众不同,因为它还是一本学术史著作。现在都说“未来已来”,但未来无非是历史的延续,或者历史的重演。这本书的故事,从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开始讲起,一直讲到最近的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半个多世纪以来,人工智能浪潮起起伏伏,冒出过不少聪明的怪才。本书作者对这些人物熟稔于心,时常会在“不经意间”抖一抖他们的轶事。例如“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概念的提出者麦卡锡、控制论之父维纳和信息论创始人香农,彼此都看不顺眼;休伯特·德雷福斯写了本《计算机不能干什么》,结果在麻省理工和哈佛的食堂被搞人工智能的人集体抵制,没法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甚至差点拿不到终身教职;吴文俊在中科院数学所怀才不遇等等。这些都是“八卦”,但有助于我们理解人工智能学术圈的生态。事实上,师承关系、学术政治和路线斗争,历来都是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工智能研究有两大流派,一是符号主义,一是联结主义。这两派的恩恩怨怨,以及派系内部的矛盾龃龉,这本书梳理得都比较清楚。搞人工智能的学者也要选边站队,因为涉及到论文发表、职称评定和课题经费种种俗务。可见无论中国美国,学术圈都是江湖。

作者尼克的本名是张晓东,游离于专业与商业之间;他虽然用的是杂谈笔法,引用起专业文献却毫不含糊。在第9章“哲学家与人工智能”,他对胆敢涉足人工智能领域的哲学家进行了猛烈抨击。因为在他看来,人工智能是一个高技术含量学科,哲学则是一个低门槛行当,充斥着故作深刻的糊涂蛋。甚至他还放了狠话:“没有现代的欧陆哲学,世界不过省了些粮食而已”(182页)。复旦哲学教授徐英瑾对此言论颇为恼火,他论证说,懂数学懂代码的哲学家比比皆是,搞哲学的完全也有资格来搞人工智能;而且尼克先生读的哲学书太少,看不到人工智能在许多根本问题上都与哲学相通。我部分赞同徐英瑾教授的反驳,但觉得没必要对尼克的嬉笑怒骂太当回事。尼克批评的滥竽充数的跨界现象,的确属实。而且尼克说哲学门槛太低,这未必是什么坏事。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哲学,哲学也不一定非得用行话黑话来构筑自己的专业壁垒。如果哲学太艰深,壁垒太高,那么哲学家就成了专家,哲学也就成了供少数人把玩的技术(甚至是奇技淫巧或者屠龙术)。所以,人工智能专家和哲学专家捍卫各自的地盘,这在本质上其实是一回事,而且也不太可能争辩出什么结果。

4.王浩:《逻辑之旅》

能够在早期人工智能学术史上留名的中国人,王浩是最突出的一位。在西南联大时,他是杨振宁的同屋,何兆武和汪曾祺的同学。他的逻辑学启蒙老师是金岳霖,后来去哈佛哲学系,又跟了奎因研究数理逻辑。1958年,王浩编了一个程序,在IBM-704上只用了九分钟就证明了罗素《数学原理》中的全部一阶逻辑定理。

《逻辑之旅》这本书,从副标题就能看出来,是作者与哥德尔的思想对话。王浩是哥德尔思想的主要继承人和阐释者。我是受《人工智能简史》的指引,才找来这本书来翻看。其中第6章“心灵与机器:论可计算主义”,能够解答许多人工智能初学者的疑惑。当然,这种“解惑”,是以提出更困难的问题为代价的。

哥德尔关于人工智能的思考,可以从两个理论立场出发:其一是可计算主义(Computabilism),认为人脑和心灵都像机器一样运作,因此可以被计算机模拟;其二是神经主义(Neuralism),主张人脑可以完全解释心灵现象。如果这两种立场正确,那么人类最终被人工智能复制甚至取代,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哥德尔对这两种立场都持保留态度。根据他的不完全定理,任何形式系统都存在不能自证为真的命题。人的心灵也是如此,永远都不可能发现、解释本身运作的全部机制。人类用机器来复制自我,就好比抓自己的头发,想把自己举起来一样不切实际。

5. Barrington Moore, Jr., Privacy

巴林顿·摩尔在1983年出版的这本《隐私:社会和文化史研究》,在今天已是一本旧书,受到的关注和引用也较少。这本书使用的材料与方法,或许还很值得商榷。不过他在此书中提出的隐私理论框架,我觉得还是很有几分道理。

作者通过对原始社会(例如爱斯基摩人)、古希腊、古希伯来和古中国的考察,认为隐私并不是现代社会或者西方社会独有的产物;隐私是一种社会机制,服务于特定的社会功能,但凡有人类组织形态存在,隐私作为一项制度也就有迹可循。换言之,即便在非西方文化中找不到与隐私(Privacy)相同或相关的概念,人与人之间的隐私关系总是存在。他的理由是,任何共同体与个人之间,也即公与私之间,必然存在侵入(Intrusion)与反侵入的对抗关系。即便在强调集体的神权社会、传统社会,个人依然需要不受侵犯的私密空间。只不过,因为社会形态不同,不同社会的隐私制度也就大相径庭。由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一个健康的社会,应当在公与私之间实现一定的平衡互动;以及不同社会需要不同的隐私制度与之相匹配。或许对法学研究者来说,这本旧书的“新意”,在于把隐私当做一项公法或者政治制度来理解。

巴林顿·摩尔还认为,无论是现代社会的科层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都倾向于在最大程度上对个人实施监控,压榨人们的隐私空间。于是他畅想,如果未来社会的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将人们从重复单调的劳动中解放出来,那么人们将有机会去创造独立且富有个性的私人生活。这似乎就是今天的人工智能技术给我们带来的光明承诺。但问题是,人工智能技术也有阴暗面,也完全可能把科层制和资本主义推到登峰造极的最高形态。因此未来并不必然是光明的。正如冯象在《我是阿尔法》中提醒的,人类不能什么事都不做,指望着躺在床上,就能获得人工智能的善待;人类必须首先解放自己,砸碎自身的制度枷锁,才可能建立起值得向往的人机关系。

 6. Peter Frase. Four Futures

读彼得·弗拉塞的《四种未来:后资本主义的生活》,也是因为冯象老师的推荐。作者关注的,是信息科技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对未来人类社会的影响。但作者并不是脑洞大开的“未来学家”,而是从社会学理论出发,根据生活资料和社会平等两个角度,提出了未来社会的四种理想类型(Ideal Type)。

第一种类型,被作者称为“共产主义”,不仅资源富裕,而且社会平等。虽然机器取代了一切工作,但人类也因此从劳动中解放出来,获得彻底的自由,并且不再因为劳动资料归属而导致人类之间存在不平等关系。

第二种类型,是“租用主义”(Rentism),资源富裕,但社会不平等。虽然这种社会也完全实现了自动化,但技术、生产资料以及劳动果实的产权依然保留在少数人类精英手中,绝大多数人必须付费才能获得资源。被统治者存在的意义,将不再是劳动者,而是消费者。这有点像《头号玩家》所描述的,普通人只能通过玩虚拟游戏来获得积分,换取现实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

第三种未来,是“社会主义”,资源稀缺,但社会平等。虽然机器能够养活所有人类,但自然资源却不能满足人类的所有需求。在这样一种环境下,社会分配依靠的不是市场经济和产权制度,而是计划经济和科层制。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但这是一种自由受限的平等。

最后一种类型叫做“灭绝主义”(Exterminism),资源稀缺且社会不平等。自动化技术虽然取消了劳动,但没有因此就取消阶级。就像刘慈欣的小说《赡养人类》或者电影《极乐世界》所展现的,富人无需穷人也能自给自足,穷人沦为人类社会的阑尾;只要富人愿意,完全可以对穷人实施“最终解决”。

站在今天看这四种未来,不同的人肯定会有不同的想法。例如有些人或会觉得,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是相对美好的乌托邦,租用主义和灭绝主义则是噩梦般的异托邦(Dystopia);而肯定有些人会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因此,关于未来社会的这道选择题,从现在开始就必须得着手去做了。

7. Tim Wu. The Attention Merchants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吴修铭(Tim Wu)擅于概念创新,例如“网络中立”(Net Neutrality)就是他的杰作之一。在2017年出版的这本书中,他又提出了“注意力商人”(Attention Merchants)。这种提法本身,就很容易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可见吴修铭深通此道。

作者的观察是,在信息时代,人们已经很难集中注意力去做某一件事情。时时刻刻都会有信息闯入我们的眼帘,涌入我们的脑海,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就拿我自己来说,本来正在写一篇论文,为了核对某个专业术语,打开电脑或者手机中的搜索引擎;但是需要的信息还没找到,就被弹出的广告、新闻或者社交软件对话框所“劫持”;过了足足半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才想起最初上网的目的……注意力成了这个时代的稀缺品,它的背后是点击率,是流量,是金钱,而这都是各路商家拼得头破血流都要追逐的东西。注意力不仅成了商品,而且是资本,是权力。谁控制了注意力,谁就是赢家。

根据这一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如今个人要想获得不受打扰的隐私空间,恐怕还得付出一定的代价。例如说,如果买不起“完全版”的软件,就得在使用时忍受植入的精准广告;如果想要保住个人信息不被商家榨取,就得自行购买加密软件或者匿名工具。相对而言,富人在获得他人较多注意力的同时,可以少受他人信息的干扰;而穷人为了生计或者偶尔奢侈的欲望,可以出卖自己的注意力。因此隐私不再是民法教义中不可转让的人身权、绝对权,它已经从一种天赋的初始权利,蜕变为财产权或者特权。更重要的是,注意力不仅是一种经济模式和社交模式,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控制制度。国家也需要注意力,而且,不太可能容忍单个或数个企业进行垄断。

8. Richard A. Posner. The Federal Judiciary

波斯纳写书的速度,胜过大多数人读书的速度。他最近的几本著作,从《法官如何思考》、《审判反思录》和《各行其是》,到2017年8月出版的《联邦司法制度》,主题都是法院和法官。大概也没有哪位法官像他这样热爱自己的工作,以致于要写好几本书来总结经验(或者吐槽)。不过波斯纳承认,这本书不会有太多新意,许多地方都是在重提对美国司法制度的批判。例如他批评法官缺乏法律职业实践经验,法学院毕业生写作能力低下,法官对工作缺乏激情和继续学习的动力,法院内部管理的形式化和科层化,法官让助手或书记员为自己捉刀,法官沦为项目经理而非裁判者,政客们根据政见而非能力来挑选法官……总而言之,美国也需要一场司法改革。

波斯纳频频以自己为标杆,谴责其他法官不能像他一样尽职尽责。甚至他还毫不避嫌,大段引用别人对自己的赞誉之词,例如“他(波斯纳)是我国健在的最具影响力的法官”“他是一个传奇”“有史以来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法学家”。(第34页)这些话都是事实,至少非常接近事实。波斯纳太优秀了,优秀到无法容忍他人的无能;他也太聪明了,聪明到无法理解他人的愚蠢。而这也正是我想对他提出的疑问:一个好的制度,究竟是为最好的人准备的,还是为大多数普通甚至平庸的人准备的?或者问:一个好的制度,是否应当允许庸人存在,并且为他们偷懒、犯错留出足够的空间?波斯纳注定是一位要被历史铭记的伟大法官。但我们能否说,他太古典了,因此更应该属于过去?以及那些把法律工作当作项目产品,拆分、打包,然后进行程式化处理的法官,才代表着未来司法真正的趋势?

9. Richard A. Posner. Reforming the Federal Judiciary

出版了《联邦司法制度》之后,波斯纳随即做了一件震动美国法律圈的事,即宣布从任职了36年之久的联邦第七巡回法院退休。78岁的波斯纳对媒体坦言,辞职的原因在于他与其他法官已经无法共事。更令人震惊的是,几乎与此同时,2017年9月,波斯纳又自行出版了一本《改革联邦司法制度》,详细介绍了他与同事法官们的种种分歧和矛盾。也就是说,波斯纳写了整整一本书来批评前单位和前同事!

让波斯纳不满的主要是两件事:一是书记员(The Staff Attorney,也有翻译成司法幕僚)制度的臃肿低效,二是庭审不能录像并且公开。其实这些问题,波斯纳在之前的书中多少都谈到过。但这回不同,因为他要对前同事下手,而且下手很重。譬如说,他全文展示了书记员撰写的备忘录(Bench Memo),逐字逐句批评和修改,以此来显示书记员多么缺乏训练,连基本的写作能力都不过关。此外他还曝光了好几封法院内部的电子邮件,似乎不认为这里存在什么隐私问题。全书许多地方,都不乏类似的残暴打脸场面。波斯纳似乎想通过这种极端方式表明,他已经忍无可忍,但也无所畏惧。

历史,肯定是属于波斯纳的。他将和霍姆斯和卡多佐这些伟大法官并驾齐驱。但未来是否还属于他呢?这依然是我的疑问。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