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昕:通向“声誉国家”: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以对声誉追踪和分析加以广泛运用为内容的所谓“声誉革命”,其前沿如今已从“声誉社会”推进至“声誉国家”:在市场主体积极开展的相关商业探索之外,政府部门也在越来越多地寻求在法律和治理领域使用声誉机制及相关技术。2014年,中国政府发布了有关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的庞大政策计划(国务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就其总体设计思路而言,社会信用体系旨在借助黑名单、信用评级和信用评分等多种声誉机制,解决中国在社会、经济诸领域长期面临的各类治理和监管难题,其涵盖面之广,包括市场欺诈、法院执行难、公职人员贪腐、专业人员职业道德缺失乃至学术抄袭。虽然西方政府对于在社会治理与控制领域运用声誉机制和技术早有尝试,但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因其覆盖全面、主题突出、实施积极而独树一帜,堪称“声誉国家”作为新型治理范式在全球范围内兴起这一趋势的独特案例。

本研究对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行了系统化的描述与分析。基于有关声誉的一般理论,本研究指出,作为治理范式的“声誉国家”,其内涵主要指向四类政府机构在规制和治理过程中可单独或相互结合运用的基于声誉机制的治理策略,可分别称为“规制”(regulation)、“探照灯”(searchlight)、“吸纳”(incorporation)和“体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尽管西方国家的经验足以例证上述策略在现实语境中可能发挥实效,但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正试图探索“声誉国家”适用的更多可能领域和场景。

基于对其主要政策举措的梳理和考查,本文指出,从总体上看,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仍应被视为政府在现发展阶段尝试运用新工具解决老难题的努力。尽管特别是在西方媒体报道的渲染之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吊高了人们的胃口,并引发了某些负面情绪,但本文指出,在最初驱动这一政策工程得以展开的制度和市场力量,也同时深刻地形塑乃至限制了其实施状况与效果。然而未来制度安排和技术变革如能协调并进,使目前社会体系建设实施所遇到的现实挑战能够得以克服,那么“声誉国家”有可能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为法律和治理带来重要变化。作为初步的尝试,本文在最后思考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制度规模与效率、最优执法以及政府内部结构与控制这三个重要但此前讨论不多的方面可能产生的机会和提出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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